admin近日，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新研究报告显示，近期美国大规模加征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大部分由美国进口商、企业和消费者承担，而不是由外国出口商吸收。这一结论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要求外国支付关税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它还从经验层面揭示了一个日益清晰的现实。在当前全球供应链分工高度、价格传导机制成熟的情况下，美国以关税作为对外博弈的工具，已成为对国内经济的“内生冲击”，其负面影响日益向内部累积和放大。从研究结果来看，美国关税政策的成本转嫁程度远高于官方公布的程度。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根据2024年至2025年近4万亿美元的货运数据发现，外国出口商仅承担约4%的关税负担，高达96%的成本最终被美国买家吸收，并通过更高的价格转嫁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这意味着，美国加征关税的实际效果更像是一种“国内税”，而不是一种有效降低外国出口产品价格、迫使外国方放弃利益的谈判工具。这一发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结论。此前，高盛、哈佛商学院、耶鲁大学预算研究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多家机构根据多种样本和模型得出了相当一致的结论，即大部分关税成本落在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身上，只有一小部分落在外国出口身上。奥特斯。研究集体表明，在当前全球供应链高度分工、替代性有限的情况下，出口商更有可能维持价格结构，通过调整市场结构和改变贸易路线来应对关税的影响，而不是通过大幅降价来自行消化关税成本。从价格传导机制来看，这一结果有很强的经济逻辑。首先，许多重要产品和中间产品处于相对集中或技术难度较大的领域，替代性有限。该国进口商短期内很难迅速转向完全不同的供应源。其次，跨境供应链形成相对稳定的合同关系和成本结构。当面临关税时，出口商更有可能通过维持离岸价格将关税压力转嫁给进口商。事实证明，tariffs并没有显着降低海外利润率。相反，它通过更高的进口价格增加了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成本。关税负担“内部化”的直接结果是各国内部通胀压力的积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指出，自美国本届政府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关税收入增加了约2000亿美元，相当于从美国企业和国内部门“拿走了”等量的资金。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笔成本并不表现为显性的税收，而是表现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许多研究机构明确将此称为“无形税”。从宏观层面看，这种以关税形式将成本转嫁给国内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企业成本不断上升。压低利润率并抑制投资者的兴趣。另一方面，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正在下降，消费扩张速度放缓。由于货币政策仍面临通胀约束，财政空间相对有限，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客观上增加了宏观管理的复杂性和政策权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了经济管理的压力。更令人担忧的是，关税并没有显着改善美国的制造业基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将持续数月下降，全年新增就业规模将远低于维持劳动力市场稳定所需的水平，关税难以对该行业产生长期支撑。从供应链角度来看，美国关税政策也加剧了结构性摩擦和贸易效率损失。在面对关税上升和政治不确定性，美国企业经常采取“预进口”和库存购买等应对策略，提前释放未来需求。虽然这可能会在短期内推高进口数据，并造成贸易“更容易”的统计假象，但底线是未来实际需求不会改善，库存压力和资本利用率将会增加。一旦提高的关税正式生效并且库存逐渐耗尽，进口和制造业活动将周期性下降，从而可能放缓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关税本身造成的不确定性正在成为比关税水平更具破坏性的因素。企业在政策方向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决策也比较困难。中长期投资、产能配置、供应链调整等方面的愿景保持稳定。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影响美国本身，还通过全球供应链传导至其他经济体，提高总体贸易成本，加剧全球贸易碎片化趋势。正如多个国际组织所指出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应成本上升，但很难适应不可预测且反复变化的政治环境。从外部博弈角度来看，关税成本主要由美国自身承担，这也削弱了其作为谈判工具的实际有效性。如果关税不能大幅降低国外出口产品价格，而主要转嫁给美国国内成本，那么对外国施加经济压力的效果就会大大减弱。更重要的是，这种“内部转嫁”的关税机制与美国政府对外宣示的政策逻辑存在明显差异。不过，美国官员已重新反复强调，关税迫使外国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付出代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实际支付关税的主要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这种政治叙事与经济现实的脱节不仅影响政治的可信度，还会在内部政治和经济层面产生巨大争议。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孙天浩 作者为美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编辑：王菊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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